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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歧视 防艾的“攻坚”（图） |
 ( 2007年02月02日 09:07:10 阅读： ) |
| 歧视，已经成为防治艾滋病最大的障碍之一。由于害怕遭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许多高危人群不敢去做ＨＩＶ病毒检测，他们失去了接受服务和咨询的机会。同时，有过高危行为的人却不知道他们自己身上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些人群的隐匿性将威胁到病毒向普通人群扩散。  减少歧视就要以人为本，每个人都要认同所有人都有生命权、健康权、医疗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不管这个人是农民工、吸毒者、公务员、官员、普通公民，还是艾滋病感染者。 歧视和羞辱已经成为防治艾滋病最大的障碍。由于害怕遭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许多高危人群不敢去做ＨＩＶ病毒检测，他们失去了接受服务和咨询的机会。同时，有过高危行为的人却不知道他们自己身上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些人群的隐匿性将威胁到病毒向普通人群扩散。 来自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委员会办公室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云南省累计报告ＨＩＶ感染者４０１５７例，２００５年１?觸１２月新感染者１１７６６人，病例９７７人，死亡７９１人。专家透露，目前云南省艾滋病流行还在呈现出一个上升的态势，目前云南艾滋病流行的特点是，以静脉注射吸毒传播为主，性途径传播不断上升。同时，由于人们谈“艾”变色，往往对艾滋病感染者避之不及，歧视成了防治艾滋病最大的障碍。 目前，云南已经充分认识到艾滋病流行的严峻趋势和危害，各级政府官员开始深入患者家庭，关怀和慰问艾滋孤儿、感染者和病人，希望能带头消除社会歧视。 然而，要在短时间内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羞辱似乎还不容乐观。  性传播途径给艾滋病防治带来的是干预行为的更难深入。王汝巽说：“对于婚外多性伴侣，隐匿性就更大，几乎很难统计，但这部分人群的感染几率也越来越高。” 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专家介绍，由于毗邻毒品基地“金三角”，云南艾滋病的传播最先从边境地区流行，然后到流行中心的周边地区，再沿交通发达地区扩散。人群的传播规律是，先从外来人员开始，然后是本地吸毒人群和暗娼，再是他们的配偶，最后到一般人群。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汝巽表示，尽管从数据显示来看，云南艾滋病流行趋势依然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但艾滋病防治的各项工作取得的绩效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治疗以及安全套的推广等干预措施，对艾滋病的蔓延势头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他们统计过，目前艾滋病通过吸毒感染的比例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可以说在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传播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通过性传播则呈现比过去上升的势头，主要是通过商业性卖淫、婚外多性伴侣行为和夫妻配偶间等三个方面传播。 性传播途径给艾滋病防治带来的是干预行为的更难深入。王汝巽说：“一般来说，夫妻配偶间比较好控制，因为对象比较清晰，最难控制的是商业性卖淫的和多性伴侣者，对象不清晰。对于我省卖淫者的基数，我们做过一个‘人群规模估计’调查，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婚外多性伴侣，隐匿性就更大，几乎很难统计，但这部分人群的感染机率也越来越高。”就这样，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方式正悄悄地发生变化。  歧视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他们经济都普遍比较困难，缺少基本的就业机会，有的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孩子上不了学，自己的身体还需要不断地治疗和检查，同时还是吸毒者的家庭几乎一贫如洗。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政治权利也是无能力实现的，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家庭的幸福。 歧视仍是防艾“软肋” 许多专家都表示，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态很不乐观，他们正在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歧视、羞辱和不公平待遇。王汝巽表示，现在的观念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更注重和保障了感染者的生存权和公平权，现在艾滋病感染者也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１６年前的一件事在他脑海中还记忆犹新。 １９９１年，西双版纳出现了第一个女艾滋病感染者，她和一个健康的男子相爱，那个男子无论如何要和她结婚，自然遭到了双方亲人、当地乡政府的极力反对。女孩自己搬到离寨子一公里远的地方居住，当时民政部门还给了她一个收音机。但他们是双方自愿结婚的，不让他们结婚并无法可依，当地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请王汝巽去和他们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结婚。最后，王汝巽赶到也劝说无果，只好说你们如果一定要结婚，那么要千万记住婚后一定要戴安全套。 事后，这件事还一度成了王汝巽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会不会违反什么政策？”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局限性。王汝巽认为现在的环境要比过去宽松多了，但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依然存在。同时，感染者依然处于弱势，他们的经济、周围环境、就业、就学等条件和同等地区的普通人群相比都比较差。 据介绍，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软肋”。由于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们心里有较强的耻辱感，特别是城市和集镇里，他们仍然十分孤立。因此在社交活动中，他们自觉地回避，害怕传染给别人。他们的心里带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边缘人群，我就只能这样了。在农村，情况要稍好些，由于亲缘血脉等关系比较亲近，歧视要比城里少些。 王汝巽表示，歧视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他们经济都普遍比较困难，缺少基本的就业机会，有的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孩子上不了学，自己的身体还需要不断地治疗和检查，同时还是吸毒者的家庭几乎一贫如洗。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政治权利也是无能力实现的，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家庭的幸福。 如果反歧视的工作做得不好，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也不可能做好。所以，应该反对歧视，消除耻辱，让目标人群，特别是感染者人群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以及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中来。 消除歧视任重道远 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与艾滋病相关的耻辱和歧视越来越制约着艾滋病关怀治疗、行为干预和预防服务的开展。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 现在许多人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总是谈“艾”色变，就连与艾滋病人握一下手也变得很困难。其实大量感染者和患者是无辜的，他们也需要关爱，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２００５年，国内首次“中美艾滋病政策项目—综合分析与倡导项目Ａ２倡导培训”在昆明举行。培训将为云南、广西等地培训一批分析和倡导方面的专家，从而营造更具支持性的艾滋病防治环境，探索减少艾滋病耻辱和歧视的最佳切入点和优先工作领域，促进感染者和病人更大程度地参与和配合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美政府艾滋病合作项目代表介绍，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艾滋病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而是其带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特别是它涉及到了行为、情感、法律、政策、伦理道德等因素。因为很多方面都非常敏感，以至于主流人群很少谈及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必须由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挂帅，多部门参与，充分让目标人群介入，有足够的人力和经费的投入，并合理分配和使用这些资源，才有可能控制住艾滋病的蔓延。 如果反歧视的工作做得不好，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也不可能做好。所以，应该反对歧视，消除耻辱，让目标人群，特别是感染者人群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以及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中来。 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说，现在艾滋病人受到的歧视超过了任何其他疾病患者，他们有的不仅被被剥夺了就医、上学、工作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居住的权利，有些人将艾滋病病人赶出住所。这种歧视的后果必将会使艾滋病病人隐瞒病史，这非常不利于疫情的控制。这一状况应该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之改变。我们不要把他们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我们应当对他们给予同情和帮助，这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对疾病的预防控制非常重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位丈夫被检测出有艾滋病毒，他要求妻子也去做检测，但无论如何也不敢去，她害怕“如果被检测出来，那一切都完了”。 “每个人有生命权、健康权、医疗权，不论这个人是吸毒者、公务员、官员、农民工、普通公民还是艾滋病感染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像对农民工的歧视、对贫困人群的歧视都是对人格的不尊重。” 减少歧视要以人为本 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建华也表示，随着云南禁毒防艾的深入，也渐渐看到了一些面临的难题，最大的问题来自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羞辱的状况。 李建华说，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注射吸毒或者通过性接触感染上艾滋病被认为是道德的沦丧，是由于他们自己生活不检点造成的，是咎由自取。然而，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艾滋病的存在是由于多种关系引起的，不是简单的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一个家庭成员有人被检测出有艾滋病毒，他（她）很可能因为害怕失去家庭、失去现有的一切而自己默默承受，把病情隐瞒起来。也有人即便出现了艾滋病毒的症状也不愿意去检测。这对防治艾滋病有很大的影响。 防治艾滋病治疗机构都在宣传自愿检测和咨询，这样能够及时发现病人，并提供支持、服务和关怀，促进他更好地治疗自己，同时也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但很多有高危行为的人，如商业性性行为、注射毒品的人群，对他们就很难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对他自身的生存、保护别人保护社会都有问题。 那么如何减少歧视呢？ 李建华认为现在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减少歧视的理论框架。现在“人文关怀”被提得越来越多，所谓的人文关怀就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辨，就能换个角度去关注每个人的权利是否都能得到保障。他说：“每个人有生命权、健康权、医疗权，不论这个是吸毒者、公务员、官员、农民工、普通公民还是艾滋病感染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像对农民工的歧视、对贫困人群的歧视，都是对人格的不尊重。” 李建华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生下来就有的，不是谁赋予的。体现社会公平性，最基本的就首先要减少歧视，提高人们对权利平等的意识。 |
| 来源：滇池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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