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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公安厅原厅长 刘选略同志生平 |
 ( 2004年06月17日 11:48:32 阅读： ) |
| 刘选略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党员，云南公安保卫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云南省禁毒领导小组组长，云南省禁毒委员会顾问、云南省警察学会名誉会长刘选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11月5日10 时35 分在昆明逝世，享年74岁。  刘选略同志生于1928年2月，汉族，重庆市开县人。1949年5月在重庆大学加入“民青”；1950年7月在重庆市公安局文保处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5月任重庆市公安局文保处副科长；1954年9月调云南省公安厅工作；1956年12月在云南省人委办公厅工作；1960年12月任云南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75年10月任云南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1980年6月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1984年8月兼任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1985年5月任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武警云南总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1992年7月任云南省禁毒领导小组组长；1992年8月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12月任云南省警察学会会长、名誉会长；1998年8月任云南省禁毒委员会顾问。1992年9月1日被国务院授予一级警监警衔。1993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刘选略同志是我省公安战线具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同志。从青年时期他就投身于革命工作，追求真理。他对党忠诚，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面对“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保持着对党的忠诚。重返工作岗位后，他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强烈责任心和事业感，为全省的公安保卫工作，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选略同志坚决拥护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全省的公安工作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勇于开拓，始终把捍卫党的领导，保卫经济建设，维护全省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作为公安工作的中心。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刘选略同志沉着应对，把握形势，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情况，提出对策，当好参谋。指挥全省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坚决制止动乱，从而有效地把动乱控制在较小范围，把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受到省委、省政府的好评。 一九九○年玉溪发生“11·19”事件，刘选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赶到现场处置。他指挥广大民警坚守岗位，履行职责，有效地震慑了闹事分子，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一九九二年八月，刚从省公安厅厅长职位退下来的刘选略同志，被省委指派作为省委驻平远地区“严打”领导小组成员、省公安厅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选略同志接到任务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带病连夜赶赴“严打”第一线。在斗争中，他身先士卒，沉着冷静，指挥有力，为夺取“严打”斗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公安部荣记一等功。 刘选略同志十分重视我省的公安教育事业，他始终贯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指导思想，积极组建人民警察学校，坚持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合的公安教育方略，为提高全省公安民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奠定了基础。 云南受到境外毒源地的包围，禁毒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刘选略同志审时度势，积极争取，组建了我省专业缉毒队伍，提出了“三禁并举、堵源截流、标本兼治”的禁毒斗争策略，坚持在党委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领导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禁毒斗争，为我省的禁毒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刘选略同志为党的公安保卫事业鞠躬尽瘁。他严以律己，英勇无畏，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联系实际，深入基层，谦虚谨慎，作风严谨，生活朴实，艰苦奋斗，一生清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他光明磊落,胸怀宽广，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在我省公安系统中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深受广大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的敬佩和爱戴。刘选略同志从省公安厅厅长职位上退下来后，仍然牵挂着全省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的建设，他不为名，不为利，不顾疾病的折磨经常深入基层，对公安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斗争，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直至逝世前的头一天，还在撰写对禁毒工作的建议，体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刘选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着威武不屈，高风亮节，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刘选略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公安战线上的好领导、好战友、好党员。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以刘选略同志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为我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为建设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公安队伍而努力奋斗。 刘选略同志安息吧！ -------------------------------------------------------------------------------- 禁毒厅长魂系红土地 送别云南省74岁的老公安厅长刘选略的那天，昆明油管桥殡仪馆被自发前来送行的人们挤得满满当当。花圈，层层叠叠，唁电，雪片般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公安部称赞他“为云南乃至全国公安保卫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感言“其忠、其智，令人钦佩”；国家禁毒委赞誉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云南和中国禁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说“想人之未想，为人之不为，方能得人之难得”，那么，刘选略一生之所以能“当成败绝续之处，能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挠”，为云南乃至全国公安事业创下众多第一，只因了人民的利益是他内心深处的第一。  站在中缅边境那座大山上，刘选略目光深远地凝注着境外大片大片摇曳的罂粟花。耳际，锥心般回荡着陇川县委书记含泪汇报毒情时走调的声音。来陇川途中，刘选略正巧是踏着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贬任云贵总督时，于道光二十九年统兵从昆明西上保山时留在高黎贡山上的足迹。不同的是，林则徐当年面对的是英国借助军舰加大炮从海上公开运来的鸦片；今天刘选略和云南公安机关面对的，则是境外“金三角”贩毒集团从4060公里看上去是绵延逶迤的大山和茫茫原始森林，实际是千万条堵不胜堵的天然通道偷运入境的海洛因。 这是1981年，受命于这个特殊时期的刘选略从调研中震惊地发现，云南公安首当其冲面对着三大严峻挑战： 其一，云南滇西南国境线，已被境外的罂粟花和毒品加工厂包围！ 其二，被“文革”砸烂后刚恢复的云南公安“头重脚轻”！一个乡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村民告个状都要背着干粮走几天才找得到公安，所以有了纠纷干脆自己就地动手“解决”，以致凶杀案高居全国榜首。地处边疆又与多国相邻，且多民族聚居又山高路远的省情，基层治安出现如此大的空白地带，何其危险啊！ 其三，民警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全省民警总数的2.4%，初中占60%，剩下的只达到小学文化，呈现可悲的倒三七开。  忧心如焚的刘选略针对这三大严峻挑战，于1982年5月率先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上提出，在云南建立一支1000人的公安专业缉毒队伍。然而，时值全国行政机关都在紧缩编制，云南却一下要增加1000人的编制，这实在让上级难以表态支持。 陇川县委书记走调的泣声，再次锥心般萦绕在刘选略心上。于是，他会上说不通，会下又说。见状，兄弟省市的厅长同情地开玩笑道：“选略呀，你的脸皮真够厚的啦！”直到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席国光到小组讨论会上听取意见时，百折不挠的刘选略又向他陈述了云南被境外毒品包围的情况和今后的预测。 老红军出身的席国光听后沉思着说：“对呀，境外种毒品就肯定要卖毒品，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弄不好就会成为他们贩毒的通道，那么陇川的今天就可能成为中国的明天！”他接着问道：“云南省委对此有什么打算？”“有。我反映的就是省委、省政府和我们孟琦厅长的要求！”“好！”席国光一拍桌子道：“这事我来办！你请省委、省政府写个报告，用电报发给党中央、国务院，抄送公安部。”他说：“4000多公里的边防线，只要1000人的缉毒专门编制，这不算多！” 当夜，刘选略欣喜地给远在昆明的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孟琦打电话报告了情况。孟副省长当即向刘明辉省长作了汇报。刘省长当夜让秘书起草了省委、省政府的报告，次日，电报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抄报公安部。 一个月后，所有的批件都下来了！云南省公安厅立刻马不停蹄地招人、训练。当年11月，这支年轻的缉毒队伍就开赴边境一线和主要交通干道沿线。看着眼着这支齐刷刷年轻人的队伍，刘选略知道，将与他们较量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凶残狡猾的国际贩毒集团！“组织上得爱护他们呐！得为他们的父母负责！”刘选略说，“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咋能打赢毒品犯罪分子？”他带省厅缉毒处首任处长王槐庆上下奔走，终于争取到省财政拨款，公安部拨指标，11月底武器装备到了，紧接着就是筹钱买交通工具……新中国的第一支缉毒队，就这样当年给编制、当年招干、当年建队、当年上阵。 随着禁毒斗争的日益严峻，云南每年都有缉毒民警牺牲在这条战线上。同时，一些人对中国能否禁绝毒品逐渐失去信心之际，刘选略带头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独生子刘晓晴送进了这支反毒队伍。在边境长年出生入死的磨砺中，儿子也成长为云南反毒前沿一位优秀的侦查指挥员，多次成功组织和参与了一批大要案的侦破，仅1999年他参与主办的一起震惊中外的特大贩毒案，在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公安边防总队领导指挥下，在有关省市区和国外警方协助下，一举抓获境外毒枭20余名，缴获海洛因550余公斤、冰毒12.36吨。 针对公安工作“头重脚轻”的挑战，1979年刘选略根据孟琦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组织实施的一次调研，在给省委、省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省，公安工作的措施落不到基层，没有人长年在群众中去做治安保卫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基层没有‘脚’，这是十分危险的疏忽！对公安来讲，就是抓稳定的，这一套落实不到基层，就是国家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刘选略说：“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山区的边疆省，多数县辖区大，交通不方便，这就是我们的省情。究竟是把有限的警力集中在公安局，有事再派人下去处理，还是把更多的警力分散到基层实行就地管理处置？”他主张采取在公社（后改为区、乡、镇）建立派出所，既是治安管理的中心，也是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通过派出所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基础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负责保住辖区内的“一方平安”。他提出：“用五年时间抓组织建设，再用五年时间抓派出所工作建设，到九十年代初，全省公安要建设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层网络。”此建议当即得到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孟琦的首肯。方案报到云南省委、省政府即获批准，随后云南省委、省政府为此下发了专门文件，全省都动起来了，到1984年基本上按一乡一所完成了建所任务。从1979年至1989年10年期间，云南全省公安派出所从303个增加到1664个。 然而，在经济不发动省市，要在全国率先闯出一条新路，困难不是一时一处，更不是一天一年能立即解决完的。新建派出所绝大多数没有办公地点，有的派出所牌子挂在芭蕉树上，文件箱吊在房梁上；民警没住所，只好到处借仓库、住危房，就这样有的三年还被赶了五次！怎么办？刘选略带人找省财政商量，并报请省委、省政府领导支持，终于争取到“三个一点”政策，即省、地、县三级财政部门大力支持各出一点，并签订合同分期分批建盖派出所的办公住房，1988年至1993年，云南全省共安排修建派出所1155个，占当时派出所总数的73%，占无房、危房派出所总数的88%，此举为基层派出所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为夯实派出所的基础，1990年时任公安厅长的刘选略在全省派出所工作会议上指出，派出所存在警力与任务、职责与权利、素质与要求、执法与条件“四个不适应”，并强调解决“四个不适应”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同时将九项管理权下放到派出所，使之责、权、利统一，人财物配套，使派出所真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省、市（地）、县公安机关的最基层作战实体单位，使公安工作“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改变。公安部将此举在全国推广后，终于使中国政府的最低行政机构——乡镇，自此有了保一方平安的公安派出所。 直面公安队伍文化程度普遍严重偏低的挑战，刘选略说：“抓工作靠队伍，抓队伍首先要抓教育。”粉碎“四人帮”前，全国没有一所公安学校。1985年刘选略走马上任公安厅长之际，他力排“公安厅又不是教育厅”的异议，在解决领导层认识误区的同时，在全国率先办起一所公安大专院校、四所中专警校，设立了正规教育部、成人教育部和在职民警培训部，同时，委托昆明医学院开设了五年制的法医系并形成了完整的招生办法，使提出录取和分配都得到保障。在为云南省司法鉴定工作的正规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又委托云南大学为公安开设了政法班，多策并举，建立了云南公安教育的正规网络，长年源源不断为公安队伍输送着专业人才，改变了云南公安民警文化水平“倒三七”的状况。几年后，在改革开放，人财物大流动，刑事案件发案大幅上升、境外毒品入侵加剧的严峻治安形势下，这一支支经过专业培训的骨干队伍，已在岗位上挑起了大梁。当我国法律规定对重大刑事案件现场、物证鉴定，必须有两名高级法医师签字才能生效时，云南已压根儿不用为缺高级法医而发愁，且法医系培养的专业人才已遍布全省司法系统。 刘选略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对公安工作进行大胆改革的同时，为使中国禁毒有法可依，他提出依法治毒，并上下奔走，为中国禁毒事业而努力着。 针对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对毒品犯罪最高刑只有7年，毒贩因此抱着“坐牢一阵子，幸福一辈子”的欲望疯狂贩毒的情况，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对毒品犯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但由于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没有具体解释，裁量尺度不明确，且死刑核准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司法实践中被判死刑的极少。一时间边境一线看守所纷纷人满为患。 对此，时任云南省禁毒委主任的刘选略争取到省人大的支持后，与省人大、省禁毒委相关人员一起去实地进行专题调研，起草了有关条例报省委、省人大，随后又找到我国著名法学家高西江，请他到云南德宏陇川等地考察，强烈呼吁国家出台一部关于打击贩毒的法律。通过省人大和省禁毒委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禁毒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于1990年12月28日出台。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6月下发了《关于授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这一司法权的实施，有力体现了从重从快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目的，极大地推动了禁毒斗争的开展。 与此同时，刘选略在多次调研后提出“三禁并举、堵源截流、标本兼治”的云南禁毒方针。1991年，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的王芳对此加以完善，提出了“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中国禁毒方针；1998年时任国家禁毒委主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将“三禁”进一步完善为“四禁”后，将此确立为中国的禁毒方略。 1990年初，针对10年禁毒仍出现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被动局面，刘选略坚定地提出了变被动堵源为主动进攻。即：一方面，他提出主动把云南遭受境外毒品危害的严峻情况公开破禁宣传，以减少青少年因缺乏预防意识而遭受毒害，同时，要禁绝毒品，就必须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为此，1990年6月26日，云南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结合云南实际，在全国率先公开烧毁毒品8吨、处决24名毒贩。后来事实证明，云南的禁毒宣传抓得早、抓得好！ 另一方面，他针对毒源在外、毒品内流，而人民币外流、毒枭在外，抓到的毒贩多是小马仔、被杀头的则多是中国人，大胆提出把贩毒案件侦破在预谋阶段，减少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危害，并争取到此项政策后，云南当年就缴获可购海洛因六七吨的毒资。 同时，刘选略在边境调研中得知勐海县帮助境外以农作物替代罂粟种植的做法后，回到昆明当即赶写出《利用边贸，推动境外替代种植》的调查报告呈报给省委赢得大力支持，并在云南边境一线推行。同时，他率云南省禁毒委相关成员，向我国境外几股贩毒势力展开攻势，帮助其在境外以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到1998年境外就有34万亩妖艳的罂粟花变成了绿海碧波般的茶园、甘蔗林和起伏着金色的麦浪的田野。 此头一开，1998年5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禁毒署主任阿拉奇访问中国，并专程从北京赶赴云南考察禁毒工作。 阿拉奇经过考察后说：“我认为，云南的禁毒工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楷模！”阿拉奇回去后，动员了八个联合国捐赠国的代表到云南考察，并带着项目来研究替代种植。紧接着2000年11月联合国在曼谷召开了东南亚十国国际禁毒会议，中国派出国务委员罗干参会，并明确表示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中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二天泰国报纸即刊出：“中国承诺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要发挥大国作用。”次年1月，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应缅甸、越南、老挝三国邀请出访，并与三国签订了《禁毒双方谅解备忘录》，有力促进了中国禁毒的国际合作。 2002年，云南境外替代种植作为国家行为立项，这标志着云南的禁毒除源战略已由地方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云南警方终于实现了“争取将云南的禁毒问题作为国家问题来发挥中国大国作用”的希望。 1992年平远大扫毒这场漂亮仗的公安前线总指挥，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老公安厅长刘选略。拥有如此生命质地的人，不仅要有智慧谋略，更须心灵无碍的空明澄净。 1992年9月1日午夜，已从厅长位置卸任的刘选略，又再次被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委以平远严打公安前线总指挥的重任。长期以来靠安眠药入睡的他，此时连安眠药也失了灵，血压直线上升，手中的烟一根接一根。这是平远大扫毒战役打响的第二个晚上，他眼前不断浮现出一个令他锥心的画面。 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砚山县平远镇频频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1991年昆明市查获的68支军用枪中，就有66支来自平远；全国发生的重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中，不少人的枪支购自平远；1992年初公安机关在平远至广西的途中查堵，平均每天查获一起贩毒案，最多的一案就缴获海洛因69公斤；同年，在平远车白泥村，前去执行抓捕刑事犯罪分子的三名公安民警被手榴弹炸成重伤，包括中共文山州政法委书记在内的两名省委工作队员不幸牺牲，而在此之前已有多名民警在平远执法中被犯罪分子炸伤，警车被烧，公安分局被打砸，派出所档案被毁。 究竟应怎样解决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平远问题？多年来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尽管一直不断派出工作组进行整治，然而这颗毒瘤始终未能治愈。据公安机关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面积325平方公里多民族聚居的平远镇，全镇3135户人家、15229人中，有贩毒、贩枪等犯罪行为的人就有854人！如果按有关法律规定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鸦片1000克以上就可以判死刑的话，这854人中应被判死刑的就有好几百人！ 面对如此大的犯罪面，面对如此复杂而牵一发动全身的民族地区，刘选略认为，如果不顾历史原因和特殊环境而简单量刑的话，将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后遗症，给政府背上更加沉重的包袱。为此，刘选略联系当地实际，根据禁毒委的调研情况深谋远虑地向省委、省政府建议：“少捕、少杀。要从源头上解决平远的问题。讲清楚争取宽大政策的界限。”此建议因从实事求是出发，符合云南省情，很快得到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政法委的认可支持。 割除这颗毒瘤已刻不容缓。 平远严打整治的报告送到省委，次日就批复。中央政法委接到云南省委的报告后及时批复同意云南省委的意见。云南省委拿到了中央政法委的“上方宝剑”，正是这条讲究实事求是的特殊政策，后来在突开平远这个“土围子”、割除平远毒瘤时，成了一把十分关键而锋利的“手术刀”。 平远严打打响的第一天，就遭遇到了两个险峻的问题：一是抓捕毒贩时一名武警、两名公安被藏于深宅大院暗道中的毒贩开枪打死。第一天就牺牲了三人！一时间，参战武警、公安群情激愤，数百份请战书雪片般送到前线指挥部，要求与犯罪分子决一死战；另一方面，平远的群众不知公安武警突然大军压境是来干什么，自知犯有罪行的人，要么拖了枪逃到山上藏起来准备打游击，要么在当地和黑势力成员密谋策划炸毁通往平远地区的公路桥梁。 在这个失眠的夜里，刘选略脑海里始终回荡着严打前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王芳受中央委托，就平远问题作出的三点指示：平远的问题危害全省、影响全国，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平远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完全是贩毒贩枪的严重刑事犯罪问题；平远的问题很复杂，对抗和阻力很大，即使进展不顺利甚至遇到挫折，省委也要坚持下去，决不可半途而废。 刘选略始终按照王芳部长的指示来通盘考虑怎么走好每一步棋，面对要求下令与犯罪分子决一死战的呼声，他坚持认为：“这场平远严打到底是针对某个民族群众还是针对违法犯罪一定要区分清楚，绝对不能混淆。”他心底再次呈现出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想到这些，他在凌晨五点拨通了时任省委副书记尹俊的电话：“尹书记，睡不着啊。有些想法要向你报告。”“我也睡不着。你说吧。”“看来，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下策略，如果继续采取硬性抓捕犯罪目标，平远可能发生巷战或者非正规的交战呀！”他忧心地说，“抓一个犯罪目标，就要打一仗攻一个堡垒，这样代价太大，还难免伤害群众。是不是停一下？”尹书记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民族地区开展严打，一是要讲究策略；二是要注意宣传发动群众；三是要注意区分好人和坏人，不能为抓罪犯而损害民房、伤害群众，否则，将来后遗症大呀！”次日，严打领导小组作出决定：抓捕工作暂时停下，用武警总部给的装甲车开进村去宣传中央批准的主动缴毒缴枪的宽大政策和此次严打的目的意义。一句话：把战斗队变成宣传群众的工作队，敦促犯有罪行的人自首，号召群众揭发。 决定一宣布，队伍中立即有人不理解：“难道我们的人牺牲了就算了吗？不打，他们跑了怎么办？” 仗虽然停下来了，但工作却无法深进去。一时间，内外压力使开仗后结局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紧张状态升至某种临界点上。刘选略和指挥部领导为让政策的威力在群众中发挥作用，针对涉嫌犯罪人员担心检举别人被视为“叛徒”和曾约定过谁也不交代谁的顾虑，果断派出副厅长马永清和钟道铨两位领导分别深入到重点人员家里和宗教人员中做工作，动员两名大毒贩首先带头投案自首做出榜样。政策兑现后，在全体参战公安、武警官兵的艰辛努力下，99公斤毒品、120万毒资首次被挖出！突破口撕开后，群众终于一步步发动起来了，到第10天，平远终于出现了“交毒交枪争先恐后”的局面。 整个80天的平远严打，最后缴获毒品仅海洛因就有897公斤，再加上鸦片等其他毒品，总数竟高达1吨多！缴获的1000多支枪中，仅军用枪就达357支，其中主要是冲锋枪，仅机枪就有五挺，子弹4万多发，炮弹270多发，毒资1078万元，贩毒用汽车、摩托90多辆。严打结束后，当公安武警大部队离开之际，平远各族群众人山人海夹道载歌载舞流着热泪为英雄们送行。 由综合部门和文山警方组成的平远工作队，自此在平远一驻就是十年。2002年10月底，平远严打10周年之际，刘选略老厅长在去世前一个星期，再次来到了令他牵挂的平远。十年后今日的平远镇，令他感到了作为公安领导的一种安慰。平远，除财政收入增加了两倍之外，工农业总产值从3169万元增加到16762.8万元，整整增加4.3倍，投资1200万元的回差调水工程和投资600万元的大型灌区已投入使用，全镇16个村民委都铺设了通信光缆干线，横贯平远的锁砚高速公路已经开工。今天的平远，已是文山州小城镇建设示范地区，被誉为文山第一镇。尽管割除毒瘤后平远综合治理的路还很长，但仅毒品、枪患在这一地区能得到有效治理，民警的执法环境得到改善，已为维护云南乃至中国的治安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刘选略老厅长如此敢于打破常规、运筹帷幄，一次次不顾个人安危迎险而上，为国为民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记者在刘选略老厅长生前采访他时曾就此请教过。当时，老厅长想了想，默默地从衣袋中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从塑封中取出一个对折的纸条递给我们。展开一看，那竟是一张从1988年7月26日的台历上撕下来的日历。细一看，上面记着林则徐的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目光所至，我们的心轰然震颤！从这张已发黄日历的磨损程度可见，它已贴身跟随这位中国反毒前沿的禁毒委主任整整13年了！ 在刘选略74岁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未完成的关于禁毒工作从“堵源为上”向“除源战略”转移的调研文章初稿和“我建议”三个字。 2002年11月4日星期天，这是刘选略老厅长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昆明初冬的第一场降温骤然来临时，他压根儿没意识到它对自己生命的致命威胁。尽管他已于1992年初就离开了公安厅长岗位，并于两个星期前连警察学会会长的工作都卸了任，但一大早起来，他的心就喜忧参半地被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经济峰会展现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合作的广阔前景撞击着。自从朱镕基总理在中国入世后提出建立“10+1”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后，刘选略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区域内的经济整合对云南、中国和整个亚洲都十分重要，但由于这一地区毒品犯罪的突出，最终可能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受阻，因此，作为公安，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成了确保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去世前两月，当他再次沿着林则徐在保山高黎贡山间的足迹对毒情作调研时，从自己先前写的《抓住入世机遇，推进境外禁毒除源战略》想到了如何从“堵源为上”向“除源战略”实施转移的另一个新的结合点。然而，他压根儿没想到，在这个人们围着火锅放松身心的星期日里，他冒着严寒只身坐在办公室撰写的调查报告上“我建议”这几个字，竟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三个字！  下午两点午休起床后，刘选略穿上衣服朝距家不远的办公楼走去，省公安厅大院里显得格外宁静，寒冷的天空虽一片铅色，但大楼外的石阶上，一盆盆红山茶正在严寒中火一般静静地绽放着。他用右手撑着长年靠去痛片止痛的腰，拾阶而上。 寒冷使他肌肉一阵紧缩。在心口的滞闷中，他想起了儿子，想等他回来陪自己去医院作个检查。而此时此刻，老厅长的独儿子刘晓晴正和云南公安边防总队的战友奔走在澜沧江湄公河上，就如何确保这条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相连的国际大通道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国与国间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致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毒品犯罪的“高速通道”做着实地调研。他压根儿没想到，此时从父亲的主动脉血管壁上落下的一块附着物，当肌肉突然遇寒冷收缩时堵在了血管中。 就在最后这个工作日的头一天，刘选略突然那么想去看看滇池。他对老伴说：“今天星期六了，你叫晓晴回来一趟，我们一起去大观楼走走。”老伴给儿子打去电话得知，他正忙着帮来云南办案的兄弟省办着一起案子。听了老伴的回话，老厅长语平声缓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他了，我们俩去！”  老伴没想到，那天，丈夫竟是在冥冥中去向云南人的母亲湖滇池告别的呀！ 站在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下。越过夕阳中茫茫空阔无边的五百里滇池，刘选略遥望着粼粼波光之上的西山龙门，那彩云缭绕的山顶处，就是聂耳墓。此时，老厅长耳际清晰地响起1991年陪同江泽民主席考察时在聂耳墓前一起唱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2002年11月5日，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公安厅长在最后那个工作日里，因寒冷引发心肌梗塞躺在了鲜花丛中。可他令人敬佩的一生，却如那条流经他故乡重庆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在人们心中澎湃激荡着…… |
| 来源：云南省禁毒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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